我算是出生在新闻世家，进入新闻行业看似顺理成章，其实是阴差阳错。当年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，却被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新闻业受到严重摧残，“两报一刊”事实上成了“政治娼妓”（列宁语）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上大学，我最初不太想上新闻系，分配到新闻系，只有上，系无奈。不过我的大学生涯正与中国改革的启幕同步。4年学业完成后，我想，既然做新闻这一行，只好把它做好。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。

　　改革是艰难的，经济改革既如此，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只有更难。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驱动的中国进步，是时代的大趋势。我做职业新闻人27年，有过许多兴奋与沮丧，信心与失望。中间犹豫过，要不要这样做下去,可总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放弃追求，因为希望总在，虽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笔直宽阔的。这些年，兴奋与信心越来越多了。我想我的路是选对了，觉得自己是幸运者。

　　《财经》的创刊号，就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道：谁为“琼民源”负责？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性报道。接下来，《财经》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，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，比如《君安震荡》《基金黑幕》《银广夏陷阱》《谁的鲁能》等等，当然，压力也非常大，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。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、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。

　　对于未来，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，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，记者没有那么多的“黑幕”可揭露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，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，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。

　　我觉得，我和《财经》见证着中国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，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，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。我觉得中国的记者需要独立的认识能力，需要理解转型中国的成熟的、有理论支撑的复杂认识框架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可能需要比我们杰出的外国同行更多的努力，才能做好我们的事情，不负记者的使命。但机会肯定是有的。

　　对中国的事情，我最不会做的就是预测。我经历过“文革”十年，从1966年的中学生停课到1976年的“四人帮”倒台。我愿意承认，在当时的每一次跌宕之中，我都从未预测过将来如何。何况此后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艰难挺进的30年。甚至11年前创办《财经》，我自己对《财经》也无甚预测，更谈不上长期预测,就是在一直努力做着，就到了今天。

　　现在年长了，见得多也想得多。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，对今后进行长期预测，非我的能力可及，甚至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我就在想，我们期望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，每人心里有个梦，英文叫vision，中文有译作“愿景”。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，向这个愿景靠近。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，我作为乐观主义者，也得不断调整，然后努力地靠近着。或许，通过今天这种努力，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“预测”。所以，我只想回答：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？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。

　　我只想，应当无愧于未来，其余的只有后人来说、来做了。

　　胡舒立 1953年出生，现任《财经》杂志主编。

　　自1998年创刊之日起，《财经》就带有鲜明的胡舒立的烙印，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一份普通的财经类媒体的范畴。胡舒立带领下的《财经》一直是新闻理想的践行者，它既秉持媒体的良知与勇气，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追求，成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种职业标准。

　　胡舒立还设立《财经》奖学金，资助国内优秀的财经新闻记者、编辑及财经新闻专业研究生进修。